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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從臆造形形色色的“中國威脅論”中撈取政治資本的莫里森，這次栽在了他的故伎重演中。

澳大利亞民眾顯然厭倦了這位政壇變色龍的虛偽——他以下臺為自己編造的一個個謊言埋了單。

與中國人的內斂沉穩不同，率直的法國人已經忍不住對莫里森下臺的欣喜若狂：

剛剛卸任的法國外長勒德里昂，就在外長工作交接儀式上表示，“看到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敗選，我很欣喜”。

正如莫里森的競爭對手阿爾巴內塞在獲勝感言中提到的，自己的勝選，源于澳大利亞人“要求改變”。

別了，莫里森！

莫里森下臺，其實不是輸給了別人，而是輸給了自己。

近日，澳大利亞大選初步計票結果顯示，工黨已經大幅領先，工黨領袖阿爾巴內塞即將出任新一任澳大利亞總理。

莫里森給自己3年多的執政生涯匆匆劃上了句號。

看到這樣的結果，無論澳媒還是美媒，用詞都毫不客氣，又是“莫里森被趕下臺”，又是“澳大利亞需要新政府”。輿論對莫里森的不滿，還體現在對這場選舉的反思。澳大利亞廣播公司感慨：

“這是一場呼吁我們的政治領導人認真對待政府工作的選舉。”

原因，也很簡單——從選舉前的民意調查結果和各項預測指標來看，莫里森與工黨領袖之間幾乎可以說是“勢均力敵”。

可以看看這三個數據：

大選開始前不久，民調數據顯示，工黨以2%的優勢領先于莫里森所在的自由黨-國家黨執政聯盟。也就是說，工黨的領先優勢，并不大。

民調數據顯示，澳大利亞正在陷入政治分裂，有29%的選民表示會將選票投給自由黨-國家黨執政聯盟和工黨以外的候選人。也就是說，投票的結果更加分散，各黨派候選人的票數差距可能會比較小。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分析了有可能發生巨大變動的24個關鍵席位，工黨和自由黨-國家黨執政聯盟的角力幾乎都在小數點之后幾位的毫厘間，有的席位的領先優勢甚至都核算到了0.2%這樣的數值。

無論從哪個數據來看，這場選舉，似乎都應該是一場艱難的拉鋸，但凡莫里森給點力，一切都還有可能。

但目前看來，工黨以大幅度優勢取勝。看到這樣的結果，總臺亞太總站記者王聰寫下這樣一段話：

一路看了工黨核心人物的競選采訪，包括總理候選人的辯論，在工黨政策不夠明晰，甚至有些混亂的情況下，還能大幅領先獲勝，看來選民對莫里森，不是一般地失望。

失望，由何而來？

澳大利亞民調機構的調查顯示，本屆大選中，最受選民關注的議題，是民生問題。

2011到2020這10年中，澳大利亞工資增長的幅度——幾近停滯。這10年大部分時間，都是自由黨-國家黨執政聯盟在執政。

這是澳大利亞今年第一季度通脹數據的同比上漲幅度。看起來，比美國和英國強上一些，但這是澳大利亞20多年來的最高漲幅。

不斷刷新紀錄的生活成本，亟需莫里森政府解釋、解決。

這些澳大利亞民眾關心的問題，似乎都不在莫里森政府官員的關心范圍之內：

選舉前，在被問及能否說出一塊面包、一升汽油和快速抗原檢測的價格時，莫里森面露難色，無法回答。

民眾的水深火熱根本不放在眼里，也難怪莫里森會落選。莫里森“關心”的事情顯然出現了偏差，偏向何處？

莫里森政府在任這幾年，把對抗中國當作從政核心，想要通過散播恐懼和威脅吸引選票。

大選前，莫里森拒見中國大使，仍在試圖通過對華強硬的方式，來獲取政治資本。

但大選的結果，已經說明了一切——澳大利亞民眾，已經厭倦了莫里森政府的謊言和失焦的政策。

謊言也許可以蒙蔽民眾一次或者兩次，然而三年多的時間足夠讓民眾看透到底是有“真威脅”還是“狼來了”。

顯然，直到落敗前夕，莫里森還沉浸在自己的臆想里，動嘴臆造一個毫無根據的“威脅”遠比著手解決實際問題容易，在臆想和現實中，莫里森選擇了前者，這也注定了他的失敗出局。

莫里森的“臆想癥”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來自一場豪賭。

2018年，時任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宣布辭職，莫里森接替他出任澳大利亞總理，幸福來得有些突然。

當時的莫里森，還在用“合作伙伴”來描述澳中兩國的關系。之后，他還就中美澳三國關系有過一段很經典的形容：

美國是澳大利亞的“朋友”，中國是澳大利亞的“客戶”。“你可以在支持朋友的同時，也支持你的客戶。”

莫里森明確表示，不會在中美之間選邊站。

然而，僅僅幾個月后，他就迅速變臉。這跟2019年的大選有直接關系。

當時，莫里森所在的自由黨-國家黨執政聯盟選情不力，落后于工黨，執政沒多久的莫里森，屁股還沒坐熱，就面臨執政生涯的第一個危機，情急之下，有人伸來了橄欖枝。

這也讓莫里森看到了賭一把的希望。

當時，美國挑起的對華貿易戰正進入最膠著的階段，由此而引發的美國國內民粹主義讓莫里森看到了一種“綁架”民意的可能。

他隨即把自己捆在了美國的“反華戰車”上，隨美起舞，開始拿中國說事。

借助著國內保守主義力量的擴大和民粹主義的蔓延，莫里森在2019年大選中僥幸獲勝。就連他自己都稱，那是一場“奇跡般的勝利”。莫里森，賭中了。

然而，豪賭不是沒有代價的，國內的民粹主義一旦被喚起，就仿佛一個黑洞一樣，需要不停地喂入臆想的“黑料”，這讓莫里森的“臆想癥”逐漸病入膏肓：

澳大利亞，是疫情之后第一個挑唆國際社會對中國進行有罪推定式的新冠病毒溯源“調查”的國家。

澳大利亞聯邦政府，還開歷史倒車，取消了維多利亞州與中國簽署的“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和框架協議。

從競選時的“押寶”，到執政時的持續“”，這讓澳大利亞的政客在盲從中進入了一種惡性循環，華東師范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陳弘給我們分析了其中的邏輯：

澳大利亞有大國野心，沒有大國實力，在選擇依附之后反復陷入經濟發展與軍事安全的悖論之中，澳大利亞政客的選擇，自然缺乏理智。當出現證明自己在所謂的安全依附者——美國的戰略中能起到作用的機會時，澳大利亞政客是不計成本、不計代價的。

政客可以不考慮代價，但澳大利亞民眾，不能不考慮——“中國威脅”，畢竟是臆造出來的說辭，而澳大利亞民眾的損失，可是實實在在的真金白銀：

2020年4月，中國從澳大利亞進口價值約為1.3億美元的大麥，結果一個月內這一進口額減半至6400萬美元；

2020年5月，中國從澳大利亞進口價值約為1.8億美元的牛肉，到了2021年1月時，這一進口額下跌為約7200萬美元；

2020年10月，中國從澳大利亞進口價值約為3400萬美元的棉花，到了2021年1月，下跌至約64萬美元。

當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開始“豪賭”，犧牲的可不只是自己的政治生涯。

莫里森政府陷入臆想之中，并不是孤例，更像是澳大利亞政客的“宿命”。

因為在莫里森執政之前，時任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的執政期內，也發生過一次明顯的對華態度轉變。當時的轉變，源于一通電話。

那通電話，是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打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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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稱，特朗普“怒摔”電話，稱這通電話是其當天“最糟糕”的一通。

美國領導人一發火，澳大利亞就不惜搭上國家利益？

無論是投機的僥幸心理也好，還是被脅迫也罷，這背后還有更深層的原因。

從地理上看，澳大利亞孤懸于南半球，東西兩側，是廣闊的太平洋和印度洋。

一方面，這樣的位置使得澳大利亞得以免于大陸的常年爭戰，另一方面，這也讓澳大利亞毫無遮蔽地暴露在西方海洋強權的勢力范圍之下。

并且，對于澳大利亞來說，對外貿易是國民經濟的重大支柱，一旦海上航線受阻，其經濟就會處于危險當中。

所以一直以來，澳大利亞采取的對策就是與當下的海權強國結盟。

在成為英國的殖民地之后，澳大利亞就希冀于英國的海軍能保證自己的安全。二戰之后，美國成為海上霸主，澳大利亞，轉投美國。

依附大國的慣性，成為了澳大利亞政治的“底色”，也使其逐漸失去了獨立自主的發展路徑。

這種孤注一擲式的依附，也常常以損害其他國家利益為代價。

去年10月，莫里森參加G20峰會。峰會前一個月，澳大利亞剛剛在“背后捅刀”，單方面中止了從法國采購12艘常規潛艇的合同，并要在英國、美國的支持下，打造核潛艇。

所以，馬克龍會如何與莫里森互動，成為當時媒體關注的焦點。

莫里森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自己找到了馬克龍，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打了聲招呼。莫里森還稱，馬克龍很高興能和自己互致問候。

這是當時媒體捕捉到的畫面，馬克龍到底是高興還是憤怒，眼神，說明了一切。

沒給莫里森好臉看的，不止法國領導人一個。

在莫里森來回走動，試圖引起注意時，其他國家領導人都把莫里森當作透明人，將其晾在了一邊。

英國媒體，這樣描寫了莫里森當時的處境：

莫里森獨自站著，尷尬地把口罩疊在手里，環顧著房間。

國與國的交往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然而澳大利亞的“宿命”卻讓它在今天的國際舞臺上顯得格格不入。

當一個國家在國際交往中只“押寶”在一個“朋友”身上，在面對其他國家時，做出如此難堪的行徑也就不足為奇了，只是澳大利亞的政客們是否考慮過，如此這般，誰還愿意和澳大利亞打交道？

澳大利亞眼中的那個“朋友”，又是否會用同樣的眼光看待自己？還是只把澳大利亞當成馬前卒？

更可悲的是，澳大利亞的政客不僅沉溺于這種支配與被支配的畸形國際關系中，不反思，不掙脫，不改變，還擺出一副“媳婦熬成婆”的姿態，妄圖用這樣的畸形關系，對待其南太平洋的周邊國家。

不掙脫控制與被控制的宿命，走向自主，惡果最終只會作用在自己的身上。澳大利亞的民眾，用投票的實際行動表達了態度。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現實也已經證明，“莫里森”們，是會被歷史淘汰的。

該作何選擇，澳大利亞政客們，可以好好想想。北京單場實體店，十年老店 誠信經營